高建军手里的方向盘差点打歪了。

“一百二十？”他瞪大眼睛，“陈工，您开玩笑呢吧？咱们这解放卡车，空车都跑不到八十。”

“那是因为车不行。”陈卫东说，“以后的卡车，不光跑得快，还舒服——驾驶室带空调，座椅是软的，挡风玻璃不会裂。开一整天都不累。”

高建军咽了口唾沫。

“那得多少年以后啊？”

“不用多少年。”陈卫东转过头看着他，“二十年。最多三十年。”

高建军愣住了。

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

车厢里安静了几秒，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轮胎碾过土路的咯吱声。

“陈工。”高建军忽然又说，“您说的这些……真的能实现吗？”

“能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

陈卫东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荒野，嘴角微微上扬。

“凭咱们种花家有十亿人。凭咱们不怕苦、不怕累。凭咱们有全世界最勤劳的人民。”

他顿了一下，声音沉了下去。

“还凭——像你我这样的人，愿意为这个国家拼命。”

高建军的喉结滚动了一下。

他忽然觉得，眼眶有点热。

“陈工。”他的声音有点哑，“您说的那个未来——我能看到吗？”

“能。”陈卫东斩钉截铁地说，“你不光能看到，你还能开着那种卡车，拉着货，从四九城一路开到大西北，一路畅通无阻。”

高建军用力点了点头。

“那我等着。”

陈卫东没再说话。

他低下头，重新翻开那本德文书。

但心里默默补了一句——

不光你等着，我也等着。

因为那是我必须做到的事。

从四九城到大西北的七九零基地，一千八百公里。

解放卡车平均时速四十公里，每天跑十二个小时，中间停两次加油，一次吃饭。

晚上在沿途的兵站或者县城的招待所过夜。

九天。

整整九天。

陈卫东在颠簸的车厢里，把那本《工程控制论》又读了一遍。

这是钱学森先生在1958年翻译出版的中文版，陈卫东在一机部的资料室里翻到的。书页已经泛黄，扉页上盖着“一机部技术资料室”的红色印章。

他读得很慢。

不是因为看不懂——这本书他上辈子读过英文原版，这辈子重读中文版，反而更顺畅。

他慢，是因为每读一段，脑子里就会跳出七轴预研的某个环节。

控制系统的稳定性问题、多轴联动的耦合效应、传感器的响应速度——这些问题在书里都能找到理论支撑。

他一边读，一边在书页空白处用铅笔写批注。

写到第四天的时候，书的天头地脚已经写满了。

高建军偶尔瞄一眼，看见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和符号，头皮发麻。

“陈工，您这是在……推演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推演啥？”

“下一代机床。”

高建军沉默了两秒。

“陈工，您这脑子……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”

陈卫东笑了一下，没接话。

他不是天才。

他只是比别人多活了几十年，见过那些技术的最终形态，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。

但即便如此，要把那些超前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实现出来，依然难如登天。

材料跟不上、工艺跟不上、加工精度跟不上——每一个环节都要从头摸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