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关于冯友德）

冯友德第一次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，是在他十四岁那年的春天。

那天他跟着父亲去赴一场宴席，席上有个唱曲的伶人，二十来岁，生得清秀，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，手里抱着一把琵琶。

伶人唱了一曲《西厢记》里的“长亭送别”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唱到“碧云天，黄花地”那一句时，冯友德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。

他父亲坐在旁边，正跟同僚说话，没有注意到他。

宴席散了之后，冯友德在回去的轿子里一直没说话，脑子里反复过的都是那个伶人低头拨弦的样子。

第二天他跟府里的管事打听了一下，知道那个伶人姓周，在城里的“梨香班”唱戏。

他让管事替他买了一盒点心，托人送到梨香班去。

点心送出去之后，管事回来跟他说：“周先生收了，让小的替他谢谢公子。周先生还说，公子要是爱听戏，下回梨香班在城东搭台，给公子留个好位置。”

冯友德点了点头：“知道了。”

他母亲后来问过他：“你怎么最近老往戏班子跑？”

冯友德说：“听戏。梨香班的周先生唱得好。”

他母亲没多想，只说：“别耽误读书就行。”

冯友德说：“不耽误。”

十四岁之后，他慢慢发现自己对同龄的姑娘提不起什么兴趣。

隔壁家的小姐模样生得周正，家里人也常开玩笑说将来给他做媳妇，但他每次见了面只点头打个招呼，没有多余的话。

反倒是对府里几个年轻的幕僚和外面认识的少年，他会多看几眼。

这种感觉他不敢跟任何人说，只能藏在心里。

他父亲最恨这种事，有一回在饭桌上说起济南城里一个富户养小倌的事，他父亲把筷子往桌上一拍，说了一句：“不知廉耻。”

冯友德跟着拍了一下桌子，说：“就是。”

他父亲看了他一眼，他端起碗来扒饭，没再说话。

十六岁那年，他父亲送他去京城读书，住在一位同乡的旧宅里。

同乡是父亲的老友，姓赵，在国子监当一名小官，平日不太管他。

冯友德在京里读了一年多的书，成绩不算差，但也没有出挑的地方。

他每天早上起来读经，午后写文章，傍晚在院子里走一走。

日子过得规律，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件事搁着，搁得他睡不踏实。

那年冬天，他在国子监认识了一个叫沈慕的少年。

沈慕比他小一岁，江南人，父亲在工部做主事。

沈慕生得白净，说话带一点江南口音，笑起来嘴角弯弯的。

两人在国子监的讲堂里坐前后排，下课后一起出了几次门，去城南的旧书铺翻书，去城西的茶馆听评话。

沈慕爱笑，爱说话，爱跟人抬杠。

冯友德也爱笑，也爱说话，也爱跟人抬杠。

两个人凑在一起，能从书铺门口抬到茶馆门口，从早上抬到晚上。

有一次沈慕说济南的煎饼比江南的糕点好吃，冯友德说江南的糕点比济南的煎饼好吃，两人在茶馆里争了半个时辰，最后谁也没说服谁，各自付了自己的茶钱，出了门又一起去吃煎饼。

沈慕咬了一口煎饼，说：“还行。”

冯友德说：“什么叫还行？这叫好吃。”

沈慕说：“你这个人，嘴硬。”

冯友德说：“你也是。”

两人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

第二年春天，沈慕的父亲调任浙江，沈慕跟着家里离了京城。

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沈慕约他在城东的一家小酒馆里喝了一顿酒。

两人喝到半夜，沈慕说了一些家里的琐事，又说了一些将来的打算。

冯友德坐在对面，听他说话，偶尔应一两句。

散场时沈慕在酒馆门口朝他拱了拱手：“冯兄，后会有期。”

冯友德说：“后会有期。”

沈慕转身走了，走到巷口时回过头来朝他挥了一下手。

冯友德站在原地，也挥了一下。

沈慕走了之后，他在巷口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回了住处。

那天晚上他没有睡着。

此后几年，冯友德没有再见过沈慕。

他考了一次乡试，中了举人，又去京城考了一次会试，没有中。

他父亲没有骂他，只是叹了口气。

冯友德拍了拍他父亲的肩膀，说：“爹，下回我给您考个状元回来。”

他父亲看了他一眼，没接话。

他留在京城继续读书，后来又考了一次，还是没有中。

他父亲托了人，给他捐了一个知县的缺，把他派到了湖广的一个偏远县里。他在那个县里干了三年，任上没什么大事，收税、断案、劝农桑，日子过得平平淡淡。

三年后他升了同知，调到武昌府。

他在武昌府待了将近八年。

从同知做到知府，中间换了几任上司，他自己也换了几任属官。

他处理公务的能力不算出色，但胜在稳妥，不乱来，不贪钱，不站队。

上司对他的评价是“老成持重”，属官对他的评价是“好说话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