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时间，京城西郊，一处不对外挂牌的会议区。

厚重的木门从内部关闭。

所有参会人员的通信设备都已经统一保管，就连随行秘书也只能留在外面的休息区。

会议桌上没有姓名牌。

坐在这里的人彼此并不需要介绍。

陆长明坐在左侧第二个位置。

与他隔着几张座椅的陆芷兰，同样翻开了面前那份红色封皮的材料。

长桌两侧还有央行、财政、工信、科技系统的重要负责人，以及几家中央金融机构、政策性资金平台和国家级科研单位的核心人物。

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。

他没有说开场套话，只伸手点了点桌上的文件。

“今天只讨论一件事。”

“未来十年，资金应该怎样进入高科技产业。”

会议室里很安静。

老人继续说道：“这些年，我们在重大工程、基础科研和产业基金上投入不少。”

“有成绩，也有问题。”

“有的地方拿着产业升级的名义建园区、盖厂房，设备买回来以后常年闲置。”

“有的企业追逐补贴，今天做光伏，明天做芯片，政策转向什么，它就把招牌换成什么。”

“还有些真正需要长期投入的项目，技术路线正确，团队也有能力，却因为三五年内看不到利润，很难得到社会资本支持。”

老人合上材料。

“国家的钱不能只负责填窟窿。”

“也不能什么都自己做。”

“政策资金、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怎样分工，今天要把框架谈清楚。”

第一份报告来自半导体产业。

国内二十八纳米刚刚迈过量产门槛，设计企业数量增长很快，制造、设备、材料、封装和基础软件之间的差距却依旧明显。

有限的资金过度集中在晶圆制造环节。

第二份报告涉及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。

目前国内大多数互联网公司还把人工智能当成推荐算法、广告投放和语音识别工具。

真正的大模型、算力平台、分布式训练和高带宽互联，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认识。

第三份报告则覆盖新能源、航空航天、工业机器人、生物医药与关键矿产。

这些方向看起来彼此独立，底层却共同依赖算力、材料、能源和长期资金。

负责汇报的人讲完以后，会议室安静了很久。

坐在对面的一名中年人率先开口。

“高科技投资周期长、失败率高。”

“如果国家资金直接承担全部风险，容易变成另一种行政审批。”

“可完全交给市场，资本又会优先选择回报更快的互联网平台和消费项目。”

“这两者之间，需要一层新的安排。”

老人看向陆长明。

“发改这边怎么看？”

陆长明放下手里的笔。

“国家定方向、补基础、守底线。”

“具体选择哪支团队、哪条技术路线，应该让真正懂产业的人参与判断。”

“可以设立母基金和长期资本平台，也可以与市场化机构共同投资。”

“但不能因为用了国家资金，就把民营企业变成层层汇报、没人负责的项目单位。”

有人问道：“怎样判断市场化机构有这个能力？”

“看它过去把钱投向了哪里，也看它愿不愿意在没有利润时继续投入。”

陆长明翻开一份材料。

“国内已经出现了一批值得观察的样本。”

“比如西省有人提前整合萤石和氟化工产业链，把资源向电子材料延伸。另外还出资与清华搭建存储实验室，又从存储向芯片堆叠、硅光互联和高性能计算推进。”

“同一套资本还在国外布局人工智能，在国内投资光模块、精密制造和算力基础设施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会议桌旁的几个人已经知道他指的是谁。

主持会议的老人也抬起头。

“陈默？”

“对。”

陆长明没有回避。

“他的判断也未必每一次都正确。”

“但他愿意将真金白银投入周期很长的基础产业，而且目前几次选择，都踩在国家需要补足的方向上。”

工信系统的一名负责人接过话题。

“清嘉的材料我看过。”

“那套异构集成方案如果能够完成第一阶段验证，成熟制程的使用空间会被重新打开。”

“国家大基金已经追加投入，项目也进入了更高保密等级。”

“不过，陈默本人太年轻。”

“他同时控制的金融与产业资产增长过快，也需要防范风险。”

老人没有立即表态，而是看向陆芷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