韦格纳继续说：

“还有第二条。‘不承认战败’。

他们打到这个份上了，本州丢了大半，联合舰队烂在港里，军队死伤几十万，老百姓在挨饿，日共在东京门口等着接管——他们说不承认战败。”

“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输了，”

施密特说，

“他们觉得自己只是暂时被打退了。

他们觉得只要保住本土，保住天皇，过几年还能再起来。”

“你还记得一九三七年赫尔来柏林的时候跟我说的话吗？”

韦格纳问。

施密特点了点头：

“他说日本永远不会投降，除非你打到东京，把天皇从皇宫里拖出来。”

“我当时觉得他说得太绝对了。”

韦格纳说，

“现在我信了。日本跟德国不一样。

德国的容克和将军们在打到柏林之前就知道自己输了，所以他们会投降。

日本不会。

日本的天皇制把所有人绑在一根绳子上，绳子不断，他们就不认输。

所以我们要把这根绳子必须斩断。”

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
窗外的椴树被风吹得轻轻摇晃，枝头上的雪簌簌落下来。

他把双手背在身后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过身来。

“施密特，我的答复是——不接受。

无条件投降，没有谈判，没有讨价还价。

这是第一点。”

施密特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，吐了一口烟，等他说下去。

“第二点。

天皇制必须废除。

不是保留，不是架空，是废除。

战后日本不能有一个天皇坐在皇宫里，让所有日本人每天早上朝着东京的方向鞠躬。

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军国主义的根。

根不拔掉，过二十年又会冒出来。

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日本，由日本人民自己管理自己，不是由一个‘万世一系’的家族替他们做主。”

韦格纳说，

“但这件事没有商量余地。

日本的天皇制是军国主义的核心制度，不废除它，战后日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和平国家。

我们要的不是一个亲联军的日本，我们要的是一个不会再发动侵略的日本。

这个目标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。

资本主义的日本不管谁上台，最终都会变成下一个军国主义日本。

这是制度决定的。”

他走回桌前，把那杯凉茶端起来喝了一口，放下。

“第三点。所有战犯必须审判。

东条英机、参谋本部的那些人、宪兵队的那些人、在朝鲜和满洲搞生化实验的那些人、管理慰安所的那些人——一个一个审，一个一个判。

不搞政治交易，不搞‘为了稳定’而放过谁。

德国革命之后我们审判了旧政权的罪犯，法国、意大利、英国也一样。日本人也不能例外。”

施密特把烟斗放下，双手搁在桌上。

“第四点呢？”

“第四点，”

韦格纳说，

“赔偿。对所有被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进行赔偿。

不是‘有限度’的赔偿，是按实际损失算。

日本政府在几十年的侵略中从朝鲜、中国、东南亚掠夺了多少粮食、矿产、劳工，全部要算清楚。

算清楚之后，日本要赔。